研究经济学需要掌握哪些方法论？
导语
现代科学哲学家尼格尔曾说过：“一旦出现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科学就产生了；在解释性原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正是各门科学的有区别的目标。”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科学，提供了很多“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的例子，致力于研究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那么，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这种解释的明确的理论范围里面，这些理论的结构，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假设和预言性的结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什么才能算是事实的证据呢？今日，为您带来一篇汪丁丁教授和张宇燕教授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节选。
汪丁丁、张宇燕：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选自《直面现象》）
张宇燕：我总的感觉是目前我们对方法论不是很重视。大学经济系的很多学生对方法论还没有什么感觉，好像就在吸收知识，而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假如学习不得法，获得的信息多了后，脑子更乱。而一旦掌握了方法，吸收知识反而更快，因为你就知道所学的知识应该属于哪类问题，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布坎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他系主任办公室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大致写着：学习经济学不能保证你不站在领取救济金的队伍里，但它至少能够让你知道你为什么站在这个队伍里。布坎南接着补充了一句，方法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会让你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问题。
汪丁丁：对。在英文中有一句话，翻成中文就是：上学校不是为了去学习，而是为了去学习如何学习。
张宇燕：丁丁一说这个，我又想到一个有关六祖慧能的故事。在慧能去世后，他的一个学生想找高手继续学习。当他找到一位高手的时候，高手问这个学生：你从哪里来。学生回答：从慧能那里来。高手问：你从师慧能多少年。学生说：15年。高手又问：慧能都教会你什么东西了?学生说：慧能实际上只教会了我一件事。就是所谓的这些知识实际上我以前都知道。
汪丁丁：Michael Polanyi专门写过一本书Personal knowledge。他认为，人们先要从老师那里开始学习，先服从老师的权威。为掌握老师的方法，学生先要盲目地接受权威的权威性，而不要像笛卡儿似的，先怀疑一切。如果先怀疑一切，那就把权威都批了，就别学权威的方法了。所以在跟着老师“盲目”的学习过程中，人们不仅将老师教的知识，而且将老师的学术传统，也内化到自己的身体里，变成身体的延伸。成为subsidiary knowledge，有人将它翻译为支援意识，也就是在以后的研究创新中，你意识不到它在支援你的动作或行为，这种方法已经融在你的身体中了。Michael Polanyi举了个例子，当你拿锤子向墙内砸钉子的时候，你的眼睛和你的大脑(focal knowledge)所关注的是钉子的那个头，谁也不会去想握锤子的那只手将如何运动，想锤子的运动路线，因为这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一想那只握锤子的手，你的锤子肯定砸上另一只手。所以潜在的支援意识是在知识运用之前预先就形成的。这是学习的结果，这也就是方法的内置。
张宇燕：这也就像学游泳一样，我们不可能只从书本上学，将动作要领背得滚瓜烂熟不下水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掌握方法，而且要将方法内置。我想方法论上有三对主要的区分或范畴。一是实证和规范。这在经济学界是谈得比较多的；二是在米塞斯的《人类的行为)(Human Action)中强调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方法；三是科学哲学中的归纳和演绎，这是方法论上最根本的论证。我们在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大家都觉得很乱。比如，你可以拿一些例子证明引进外资是好的，同时你又能找到许多企业在引进外资时是非常失败的。这时，我们所遇到的就是方法论问题：当我们用经验去归纳一些东西时，最后就像反对归纳法的波普所讲的，只要你想证明它，你就一定能证明它。
A．F．查尔默斯曾在《科学究竟是什么》的书中对归纳问题提出了批判。他说，归纳的样本实际上是无穷的，而归纳是个取极限的概念，你样本找得再多，在公式中分子是A，分母B是无穷大，你取极限的话仍是0，也就是lim(A／B)=0。这个数学结论可以说清除了归纳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但他在书中又用归纳法举了一些例子来予以证明归纳法不行。所以这本书写得也很有意思。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中认为，科学还是个演绎的过程，但不是说归纳没有意义。因为演绎的前提需要一些基本的公理或假定。这些假定原则上讲是随意得来的，是一些人之间的一种约定。但这种约定又不是毫无边际的随意约定，而是与经验有关的。
我想，经验的东西(归纳)可能就是在演绎的前提、公理、约定方面是有意义的。而真正的科学是在做后面的部分，就是逻辑的演绎过程。
我们再说说主观主义问题。W．海森堡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他在《物理学和哲学》中曾写过“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就是自然在人之前，人是在科学之前，因此，科学本身受到人自身判断的影响。他的测不准原理实际也在说这个道理，就是许多规则本来就是人来制定的，你再拿它去测量，自然会遇到一些问题。像人们根据光速在单位时间通过的距离来定义米的单位，但通过的距离又与米有关，所以这是一个悖论。这可能反映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因为，人们的认知恐怕达不到那种至善的地步。
说到至善，丁丁总强调“止于至善”。我想这里的“止”是否有追求的含义，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目标，不断地去追求，以达到那种状态为最优的状态。
汪丁丁：这个“止”字的第一层含义当然是停止的意思了。在《大学》中的原文是：“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所以你一定要在中间的某个地方停下来，而且你要知道停止在什么地方。这与亚里士多德讲的The golden means是有相通之处的。实际上希腊人最讲究把握事物的“度”或曰“不过”。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专门有一节，讲希腊人最讲究智性，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过。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中间的度，你把握住以后，就要在你认为是至善的地方停止下来。如果你想追求一个无限的善，这是达不到的，也是不现实的，还很有可能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再用前苏格拉底的话讲就是辩证法，是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柏拉图吸收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思想，就是辩证法和逻各斯必须是在对话中被揭示出来的。
中国人讲求“执两端，守中庸”。在对话时，两个极端的观点你都得先知道，你可以不接受其中的一端，但你同时也得承认对方有不接受你执的这一端的权利。最后是旁边听的人，当然争论的双方也是听的人，你听两端的看法，你就能守住这个中庸。
张宇燕：这有点像经济学上边际相等的含义。在经济学中最有效率的状态也是强调“不过”。如果我们看微观经济学的图，就会发现，最优状态并不是收益曲线达到最高的时候的。所以我认为“止”有追求的意思。
汪丁丁：这种追求是对至善的追求，不是对极端的追求，是中庸，是分寸的把握。这还可以引申出来，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像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在比斯密早两年的佛格森所著的《市民社会史》中，文明被定义为不断加细的人际关系，是人们互相之间不断地care别人(refining relation,interpersonal relation，to care each other，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比如，开始我踩你一脚，我们都不注意这件事，但发展到后来我踩你一脚马上就得说对不起。这种互相之间关系越来越细化，这就是文明。这就是善的境界越来越臻于至善。
张宇燕：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关心自己福利的同时，也要关心别人的福利。
汪丁丁：英文中"care"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辨认得更清晰了，是洛克所说的产权界定得越来越细致。这是文明社会的特征，是文明的趋势。
张宇燕：汪丁丁刚才讲的实际涉及到了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广义的权利中，包括法律、文明等要制止的是侵犯别人的权利，而经济学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它力求解决在处理人们相互关系中“至善的点”在什么地方。政治学说，你不能这样；法学说，如果你这样我要惩罚你；而经济学要解决在什么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汪丁丁：从均衡的角度，我很同意。法学和政治学不太重视什么样的状态是实然状态。因为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或法律哲学(1egal philosophy)都是从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中产生出来的，两者关心的总是什么是“好”，什么是“至善”，所以它们提出的通常是“应然”的问题：我们应当这样去生活或立法。这是一种应然的观点。当然，另一种立场就是对习惯的承认，是对“均衡”状态的承认。经济学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尽管你可以运用普遍主义原则这样立法，但在实际执行起来可不是普遍主义的原则。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很微观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劳动法规在一个具体的企业中会遇到的问题，哪些地方不适用于这个企业。这就是实然的问题。在实际过程中，在工人和老板的博弈过程中，最后根据各种各样的成本，也就是根据博弈双方的个人理性，得到博弈的均衡。
如果这种均衡状态能够保持下去，就会形成一个企业内部的特殊法规。所以经济学和法学、政治学有不同之处，它是使你能够更趋于实际上可以实现的至善境界的工具。我曾听Y．Barzel很有感慨地说，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教书的时候，美国学生都听不懂张先生的课，因为课堂上3／4的时间都是关于方法论(methodology)的，而那些学生不感兴趣。美国的多数学生只是希望，你给我写出一个问题，然后告诉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到考试的时候我照搬上去就行了，为了“混文凭”，这叫做“努力的最小化”。国内有很多学生也这样做。可是如果你要真正把握经济学，这么个学法就有很大问题了。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最吃紧的一个地方，就是方法论。如果方法论你拿不准，你就会违背新古典的假设，你就可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制度经济学，比如老的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或后新制度经济学，这就变成“左派”了。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讲课就是要掐住方法论，让学生严格恪守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然后加上一些信息经济学，来解释“制度”。在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中，他也反复地强调为什么他用的是“新古典”方法。
现实生活中，制度千差万别地存在着。生产同样一种产品，为什么有不同的制度?这是一个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如果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去解释，你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均衡的制度或“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一个。现在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制度，自然就不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道理。这是张五常的博士论文要解释的问题，他要追求这个解释。他认为，制度都是“个案”的，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所以虽然在同一个大市场里生产同一种产品，但在每一个特定生产环境中，人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约束人们行为的产权边界的执行成本、监督成本也就有了变化。而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生产的成本，像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但却没有看到行为的约束有不同的成本。所以，张五常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尽量去发掘前人没有看到的那些行为。将这些行为考虑进来之后，人们选用的制度就是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制度，在新古典框架中就仍然是充分理性的，就仍然是“极大化行为”。
因此，张五常没有偏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传统。现在，如果我们一下子把学术传统推翻，引入像“耗散结构”这类标新立异的体系，但其实并没有解释老的基本的问题，只是让人们觉得理论更加混乱，那经济学还怎么发展?我们只有先把学术传统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内置到自己头脑里，然后才能提及“创新”，才有能力去解释新的问题。所以，在学术研究上不能实行“革命”。你说我看不起这套东西，我不学，我不承认过去的权威性。你把新的工具拿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所以不要否定前人的智力。
张宇燕：对。我们应该尊重经验、尊重传统。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层次问题。市场制度是在宪法层次，国外在各联邦、各州的具体法律上又都有不同的形式。而真正和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宪法的影响倒不是很大。与我们最接近的恐怕是一些传统、习惯，像上公共汽车要排队这样的规范等等。再加上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和人力资本不一致，情况又会有很大变化。
刚才还引出了一个理性问题，它和人们认知的无限能力是两个概念。在局部既定的约束下，我求得了最大化，可以说就是理性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个世界有完全透彻的理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实现的理性都是局部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完备方案。所以，我还想强调主观主义，强调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一切都应从个人出发。米塞斯讲，集体是不做决策的，只能是个人做决策。我想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本假设。
汪丁丁：我们只能对完全彻底的理性怀着一种敬意。就像康德对天空中的星星和心中的道德律一样。
张宇燕：对于学术上的革命，库恩在《必要的张力》、《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是谈得很多的。他提出了科学革命的一系列论述。
汪丁丁：库恩和波普之间是有争论的。波普不同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观点。波普主张沿着传统走，提出传统内有意义的问题(比如，耗散结构在我们的经济学传统里是没有意义的)，然后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去创新。从库恩和波普的争论中受益的是我们听众。我从库恩的书中体会到他实际上也是个“渐进派”，只不过更强调“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所谓的“研究纲领的转变”也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他在书中介绍得很详细，他认为，在每一个大师(例如爱因斯坦)前进的足迹后面，都留下了很多空白，例如一些没有经过仔细研究的新概念等等，因为大师们在前进的时候不考虑具体的细节，什么鲜花呀，绿草呀一块都踩了。像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时就是靠直觉硬往里闯，自然不会很严格。因此，在大师后面就需要一批专门做介绍、做修补工作的专家。再后来，人们就要在大师开拓出来的一大片新领域里面进行耕作，再长出果实来。这时候，人们一方面不断运用大师开创出来的方法解释了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不可解释的问题，而且不可解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后面如果再也没有大师出现，人们的思路就会枯竭。最后不可解释的问题积累越来越多，这时“科学革命”就会由“量变”飞跃到“质变”，旧的范式不再适用了，以致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在这个“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上，从科学进步过程的表面看，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革命一样。
范式的变化往往是“触类旁通”产生的，是人们在许多阴错阳差的偶然事件中得到的。例如牛顿受到苹果落地的启示，爱迪生的许多发明靠偶然的灵感。一旦新的范式被提出来了，就可能完全改变一个学术传统的研究方向。因此，在改变了传统的方向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革命”；而在“量变积累”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仍然是“渐进”。如果不是因为积累了许多传统范式解释不了的问题，在科学方法上我们是无法实行“革命”的。范式传统在完成了激烈变化之后，还是要沿着波普的思路走，还是要在传统之内实行渐进的创新。
刚才你提到的三对范畴中第二对范畴其实是对世界的假设，是在方法论范畴之下的东西。关于价值和理性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预设。这是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发生冲突的最根本、最吃紧的一个环节。比如，政治学家往往受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影响，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看法。乌托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它没价值。政治学家就是想按照自己的看法改造世界，但乌托邦是应然而不是实然。所以他们经常与经济学家发生很大冲突。当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认为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不合理。他们认为，人不是纯粹的“经济人”，而是“道德人”或“社会人”。这样双方就不容易对话。经济学家严格遵守着本学科的规范，坚持“经济人”(homo—eeonomicas)假设，在这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按不同分科有不同的次级假设。比如制度经济学家有“不确定性”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家有“充分信息”假设等等。在我们运用实证和规范方法时，总会涉及到与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系。比如，樊纲和郑也夫关于“轿车发展”问题的争论。也夫强调的那个“成本”其实已经不是主观价值论的“成本”了，那是“社会成本”的概念。那么，经济学家就会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社会成本”的?就这个争论而言我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我没什么更多的要说。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我认为也夫文章中的“成本”概念至少不是经济学传统所承认的个体成本的概念。因为，还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把个体成本进行比较和加总。如果真能实现，那我们就可以搞“计算机社会主义”了。这样，社会学家在“信息完备性”这一基本预设上与我们经济学家发生了严重冲突。另一方面，双方关于“个人理性”的基本假设的理解也不一样。如果存在着“可计算”的社会成本，那要“个人理性”干什么?只要“集体理性”就可以了。现实状况是，集体选择无法实现“理性”，我们只能有“个人价值”和“公共选择”(individual values and social choices)，这就是阿罗所说的：你可以有公共选择，但你没有公共价值。价值一定是私有的，一定是个人的，一定是主观的。
我们谈实证方法，总要回到孔德。虽然我也不喜欢孔德，但是“实证主义”是从他那里来的。只有强调实证，我们才可以自称是经济“科学”，而不是经济“人学”。如果你说你是个规范经济学家，那好，你就不是经济科学家。因为你一“规范”(normal)，你就是在讨论“应然”，你是讨论“应当”如何如何，你从这个世界“应当”是多么美好来设计和推出一套“体系”。这就无法保证“科学性”了。比如，你认为按照你的计算方法所得的“社会成本”应当最小，所以就提出很多政策建议，不发展这个，发展那个。但你这个“应当”是没有实证根据的，你无法建立你的“社会成本”概念及其计算方法的“主体间性”，这完全是你的主观判断或一个机构的判断。所以，谈到经济学方法论，萨缪尔森在大学入门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要讨论的是实证与规范之间的区分。他强调，我们经济学家不是在做规范性研究，我们是要做实证性研究。但在我们现实经济的研究中，很多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至少受到个人处境的影响，所以难以保证研究的实证性。
实证包括注重表面上的客观，这很重要，你不能说这是假面具，这不是“虚伪”。有位后现代化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列维那斯(Levinas)这样总结了科学从古希腊到现代的“知识”问题：你不能带着任何利益、任何功利去求知(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样得到的才是“知识”(knowledge)，否则就不是真确的知识而是“兴趣”(interests)。这与“爱智”概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一提实证，就必须戴上这个面具。这不是虚伪。关于“面具”的社会功能，在社会学中有关“表演”的理论有所论证。人生是个大剧场，如果我们不能把“前台”与“后台”分开的话，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显现我们灵魂的一切“邪恶”方面，我们相互就会以邪恶相向，从而我们的行为就根本无所谓“道德”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彻底瓦解。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曾研究过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的这类现象，那里的纳粹分子鼓励犯人们任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结果监狱里大部分犯人的人性都开始沦丧。
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们是“人”，具有人性。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假设自己是经济“科学家”，避免使用规范性的方法，我们必须坚持经济科学的实证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孔德的徒弟，除非我们走出经济学领域，不再自称是经济学家，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经济学家”的实践。
第三对范畴，也就是归纳和演绎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关于这对范畴的讨论鼻祖应当是休谟。休谟最著名的表述就是“因果性联想”。他对归纳原理提出的最重要的质疑是：如果“太阳从东边出来”是每个人都能根据经验归纳出来的自然律，如果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并且全部人类的历史到现在为止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观察太阳升起来的时间总归是有限的，这经验无法保证未来的太阳的行为。那么，我们凭什么就归纳出“太阳永远要从东边出来”呢?又例如，农夫喂了只鸡，农夫天天早晨给鸡喂米，鸡就以为早晨农夫一进来就是来喂它的。谁知道有一天，农夫进来把鸡杀了。所以休谟认为归纳原理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这一下就把整个科学大厦动摇了。正是因为要挽救科学，才先有了康德的“先验论”，后来又有了波普的科学哲学。
波普认为，既然归纳这么不可靠，干脆我就不依靠它。干脆就承认有两种可能的错误。而我们已有的经验在某种概率上即或然率的意义上可以说服我们相信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将来还会发生。但这时你可能会犯错误(例如第二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来，它爆炸了，或被什么天体碰撞以后偏离轨道，从西边升起来了)。如果我们否定这个结论，我们固然可以防止休谟所说的归纳假设的错误，但我们或许会犯另一类错误，就是完全不承认以前的经验所导致的错误。所以，我们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这两类错误，哪个风险更大，哪个代价更高。比如用邮电立法来打破垄断。我们就要讨论了：你认为西方的经验证明我们应该立这个法，但这里还有第二类风险，因为不靠立法来打破垄断或许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比较，哪个成本更高，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宏观经济学必须要学计量方法。因为宏观问题是最难把握的，而其中的H0，H1，两个对立假设，就是上面说的错误和风险的表达方式。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正在这儿。经济学家基本上承袭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
再说说与归纳不可分开的演绎方法。这还是从波普那里来的。关于演绎，就是胡适不确切地表达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提出任何一种大胆假设，在这些假设基础上，你可以演绎出一些可验证或不可验证的命题。然后把那些可验证的命题放到现实生活中去，我们再进行观察，如果这个环境的观察支持了、证实了命题。你要相信这个命题，也就相信了经验，那你也得承担经验主义归纳所冒的风险；如果你仍然不相信，那你是不相信这个经验，也要承担风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总受到指责，因为，政治家只要经济学家告诉他们怎么办，而经济学家的回答通常是：你要是这样办会怎么怎么样，你要是那样办又会怎么怎么样。结果是大主意要让政治家去拿，经济学家不做决策。
注：来源于 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学者名片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和《财经》杂志学术顾问。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学哲学、经济学思想史、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政治哲学等。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著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国际经济政治学》《键盘上的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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